關(guān)于讀書的看法，世人歷來多有慧解。不過，筆者以為被稱為“一代儒宗”的馬一浮先生的“讀書法”，對醫(yī)治當下學人讀書不力之弊病，似乎更契機契理。
馬先生尤其重視讀書之法，在復(fù)性書院宣講“學規(guī)”之后，他開講的第一課即為“讀書法”。馬先生的“讀書法”，不是支離破碎的泛泛而談，而是從其切身實踐中得來的關(guān)于讀書治學之“系統(tǒng)心法”。我對其讀書法進行歸納，要義大致有四：
讀書貴以“定心”
當下人們讀書，多以娛樂為主，故散心“瀏覽”，姑且求一樂矣。然作為學者治學，則非“定心”不可。
馬一浮認為，“故欲讀書，先須調(diào)心。心氣安定，自易領(lǐng)會。若以散心讀書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必不能入。”確實，以筆者之讀書經(jīng)歷，“定心”讀書，乃做學問的不二法門，假若散心讀書，縱然有一時之歡娛，亦隨即遺忘，無甚效果，概其不能入心故也。
只有用“定心”法，將精力聚焦于“某個問題”，方可有所收成。儒家創(chuàng)始人孔子可謂“定心”讀書法的實踐者，孔子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絕，終得《易經(jīng)》心法；“禪門泰斗”虛云法師猶重視“定心”讀書法，他要弟子讀《楞嚴經(jīng)》，心無旁騖，即使不懂，也要定下心來，反復(fù)閱讀，如此堅持下去，終有一日，定會豁然開朗。
“定心”讀書除了高效“聚焦”的作用外，還兼有“敬”的態(tài)度。
馬先生認為，讀書乃窮理博文之事，必資于主敬——只有對“書”持一種“敬”的態(tài)度，方可定心并涵泳其中，最終求得“悟”解。
當然,馬一浮的對書之“敬”是有所指的，即對經(jīng)典著作存敬畏之心，且以“定心”讀之。倘若是那種“娛樂成災(zāi)”的快餐書乃至垃圾書，則大可不必以“定心”去讀，亦用不著“敬”了，因為作者本身乃持充滿游戲的“商業(yè)炒作”態(tài)度，他們又何以有資格讓讀者去“定”與“敬”呢？
讀書不可以有“成見”
以懷疑法讀書，其傳有自，如孟子就有“盡信書不如無書”，朱熹亦有“疑方有進”之論，皆強調(diào)懷疑的重要性。不過，馬一浮先生則反其義而為之。對于經(jīng)典著作，馬先生曾強調(diào)首先要持“無成見”“不懷疑”的態(tài)度。
馬一浮讀書宗法孔子，認為孔子讀書法乃是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”的“好古”讀書法。那種動輒懷疑經(jīng)典的做法為馬一浮所不取。馬一浮明確指出：“今人動言創(chuàng)作，動言疑古，豈其圣于孔子乎，不信六經(jīng)，更信何書？不信孔子，更信何人？”
這里我們需對馬一浮的“好古法”稍作說明，以免誤認為馬一浮讀書法有盲從古人乃至“死在前人言下”的嫌疑。
馬一浮“好古”，一則針對當時學術(shù)界疑古成風之“流習”而來，當時疑古思潮猛烈，似乎不把古典打倒就不足以顯示其創(chuàng)造力；二則其“好古”讀書法針對經(jīng)典如“六經(jīng)”而論，非對于一般性的著作；三則其“好古”
讀書法的目的，乃是要讀書人擴展胸懷，接納他人的長處，倘若以“成見”讀書，事事懷疑，處處懷疑，又怎能增長學識？四則后世讀者弄不明白的問題，并不意味著前人有錯，所謂“井蛙不可以語于海，拘于墟也；夏蟲不可以語以冰，篤于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以道，束于較也”，后人不可以自己的成見、陋見而武斷地懷疑乃至否定他人。
總之，馬先生推崇孔子的“好古”法，實則要學(讀)者以謙虛的態(tài)度對待經(jīng)典，他反對那種在沒有深入經(jīng)典內(nèi)部之前就劈頭將“經(jīng)典”打到在地的暴戾做派。
對于懷疑精神，馬先生絕無否定之義，而是說即便懷疑、創(chuàng)新亦必須在“透悟”經(jīng)典文本的基礎(chǔ)上進行，假若讀者對文本不讀、義理不通，又有何資格對前人指手畫腳？更何況，“今人讀書，不及終篇，便生厭倦，輒易他書，未曾玩味，便言已了，乃至文義未通，即事著述，抄撮剿襲，自矜博聞，每況愈下，謬種流傳！边@種文風，自為馬一浮所批判。
無疑，馬先生的“無成見”讀書乃有其“特指”。事實上，當今學界，此病猶存，因此“無成見”讀書法，尤適用于今。
讀書須“盡意”
讀書須“盡意”、窮理，而終歸于“會通”。讀書貴在明理，明理之要在于“盡意”。一部書，千言萬言乃至數(shù)十萬言，歸根結(jié)底，乃稱“理”而談，獲得此“理”，即是“盡意”。
所有文本，莫不在于表達一個“意”字。文學作品在于一個“意境”，論文在于一個“義理”，說明文在于一個“意圖”，可見，讀書在于“得意”。對于“意”同“書”的關(guān)系，馬一浮旁引博證，以《說文》、《尚書正義》等經(jīng)典文獻詮釋之，宣揚其“名言，皆詮表之辭，猶荃蹄為漁獵之具。書是能詮，理是所詮”。恰如《易經(jīng)》言，“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”，馬一浮以為讀書在于得意，得意可以忘言。
平時，人們常言，讀書首先把書要讀薄，其意大略指得其“義理”；當然，還要將書讀厚，即謂把“義理”運用到具體的人生實踐之中，使得“簡略之義理”重新豐滿起來。
對讀書的窮理之道，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。他認為，讀書之道，約而言之，有四門：一曰通而不局；二曰精而不雜；三曰密而不煩；四曰專而不固。四種讀書法，實則解決了博與專、義理與細節(jié)、簡與繁、中心與邊緣等問題，其總結(jié)可謂精辟之至。
馬先生對此稍加解釋，“不局不雜，知類也；不煩不固，知要也。類者，辯其流別，博之事也。要者，綜其指歸，約之事也。讀書之道盡于此也”。然而，誠如莊子言，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”。天下之書不可勝讀，又由于經(jīng)典無限、義理無窮，那么學者又當如何應(yīng)對無限之經(jīng)典呢？
馬一浮以為，讀書在于會通，“蓋知類則通，通則無礙也”。他還用《尚書•洪范》“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”之論，并結(jié)合老子的“言有宗，事有君”之說，柔以其對六經(jīng)之理解，得出讀書“在于會通，在于知心性之本”之精辟結(jié)論！皶ā敝軐W基礎(chǔ)乃是陸九淵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”，而馬一浮則將此“通理”用于讀書，可謂得其義理。
讀書貴在明理、養(yǎng)德
讀書之終極目的在于明理踐性、成就圣賢人格。關(guān)于讀書之目的，馬一浮以為，讀書當求明理，更貴在養(yǎng)德。
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來，始終將“學之為己”為第一要務(wù)！皩W之為己”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賢人格，而非“學之為人”，即以“博學”炫耀于人以換取某種好處為目的。
馬一浮以為，學問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養(yǎng)，讀書再多，亦不過一書櫥耳，又有何用？他多次強調(diào)讀書的終極目的，在于修身、在于
提高修為，并提出“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”的踐行主張。指歸自己實則意味著，學人在明理的基礎(chǔ)上必須要做到身體力行：“但說取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”；“‘忠信篤敬’要體而行之，不是說其義旨便了”。此正所謂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”之意，只有真正將義理落到實處，方可算的上“真學”。
反過來，通過讀書所培植的道德(即“畜德”)，又能促進人們更好地明理。譬如，當學人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，具備了開放、謙虛、包容的品質(zhì)時，他能更好地吸收他人有益的東西，進而更利于擴大其視野，開闊其心胸，進而幫助其更好地通曉天下之理。于是，“讀書—明理—修德—讀書—明理”構(gòu)成一個良性循環(huán)，此循環(huán)實則是儒家圣賢人格培養(yǎng)的一個縮影。
總之，馬一浮的讀書之目的，在明理修德；明理之旨，終歸還是養(yǎng)德。明理踐性為歷代大儒者所提倡，更為馬一浮終生所實踐。故而，馬一浮“讀書法”，實則映射出馬一浮修身踐性之法。
也許，以當下實用態(tài)度審定之，馬先生“無功利”的讀書法，自然不合時宜。但馬一浮作為一介書生，在當時山河破碎之時，能做到“心無旁騖”地培養(yǎng)傳承中華文明的“讀書的種子”，可謂功莫大焉！且其“讀書法”既囊括歷代前賢讀書方法之大成(雖然其對自然科學有所忽視)，又集本人數(shù)十年心性實踐，其真知灼見，于今益發(fā)熠熠生輝，業(yè)已成為滋養(yǎng)讀書人的一筆寶貴財富。
